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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况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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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五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兼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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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肖楠教授评张况《史诗三部曲》  

2014-07-01 18:08:07|  分类: 评论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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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行吟主义的史诗叙事:

                            重述古典价值与意义的当代诗歌精神

 

 

                                                            徐肖楠

 

 

                                                                             一

 

张况的《史诗三部曲》以大胆的行吟想象和开阔的历史叙述展开,用诗歌叙事去对历史进行更深的探索,依靠时间和激情、雄辩和比喻去探索历史中的心灵力量与人性力量。这部诗作既有古典中国辞赋、歌行与当代中国行吟融合为一的艺术传统意味,又有大胆进行创造的艺术冒险精神,由此这部诗作具有一种实验性,这种实验性既在于其行吟感情特质的冒险精神,也在于其形式、主题、语言的冒险精神,而艺术冒险精神在当代中国诗歌的近年历程中恰恰是较为匮乏的。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诗歌充满了迷惑,诗歌不但有是什么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诗歌能写出什么的问题。在西方的古典时代,用诗歌去叙事、去行吟曾经是诗歌的最重要贡献,作为诗歌叙事,《荷马史诗》开辟了一种真正的历史激情和美学情景,因此出现了后来的一系列史诗叙事。但这种史诗叙事的历史激情和美学情景与当代中国诗歌似乎并无多少根本联系,而张况的《史诗三部曲》致力于让当代中国诗歌叙事的平淡状况有所改变。

在张况这部诗作的叙事视野中,历史是由一个完整的历史系统和诗歌传统延续下来的结果,是由一个个独特历史契机所形成的艺术序列,这个艺术序列可以作为诗歌结构中的独立构成来把握,借此艺术构成,这部诗作考察中国历史中最独特的文化动力和精神动力,这样,被诗歌化的历史绝非统一稳定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中改变价值与意义的观念性诗歌事实,它既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的一部分,又成为突破观念性历史规定的一部分。

这样的艺术构成中,历史绝非是一种孤立不变的事物,而是一种纷纭飞扬、连续流畅的生活,是一种诗歌行吟行为中艺术与历史交织的生活。历史是宏大的,行吟是个体的,历史意识与诗歌意识的关系在行吟中恢复为相互融入的生活意识,而不被看作相互分离的单一诗歌事实或历史事实。由此,既重新打开了中国历史的自我视野,又包含了观念与主体融合的诗歌外部视野;既重新描写了诗歌深处的历史存在,又完成了当代社会存在中的诗歌激情;既从人性和文化角度对历史进行深度描述,又从诗歌描写角度探寻诗歌叙事自身的意义。

于是,这部诗作以史诗意识和行吟方式重置了当代诗歌描写历史的观念,也重置了习惯观念中的历史事件。行吟就要以歌而行、以歌为史,这部诗作让历史如歌、让诗如历史,让诗歌与历史相互转化,让当代生活世界与历史生活世界相互变幻,尤其让当代生活精神与历史生活精神相互融入,这使这部诗作从一种生活精神和文化精神的立场去重述历史,从民族传统、当代意识、人性意识、文化倾向等多方面的精神品质去展开诗歌行为,力图以当代观念汇入历史描写而形成精神启示与艺术启示。

 

                                                                                 二

 

虽然诗人的把戏不足以娱悦上帝,但这部诗作不面对上帝无限,而面对人间江山:它面对历史中的诗歌和诗歌中的历史,也面对诗歌的当代视野和当代视野下的诗歌。除了可以由这种诗歌叙事了解中国历史中的人间精神,在与当代社会和文化视野相接的意义上,这部诗作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与诗歌共同形成的当代艺术事件和生活领域,能从生活情感与文化精神引发更多对于那些以往事件的关注。

作为一个艺术事件也作为一个生活事件,当《史诗三部曲》的作者开始行吟的时候,诗歌之外一切皆无,在追寻中国重要历史情境的背景上,这里的生活世界根据历史的时间、地点、观念而建构,将诗歌文本与历史情境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以此去重新认知诗歌与历史间的关系,去完成诗歌与历史的不断对话和循环,让历史情境不仅作为诗歌叙事的对象和背景,而且作为诗歌描写的观念和内容融入诗歌,既没有诗歌之外的历史生活,也不停留在诗歌文本与历史文献相互佐证的刻板言说中。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艺术期待,使这部诗作以摇曳多姿的风情体态出场:体裁华丽夺目,形式雅致对称,主题强烈突出,韵律舒张有序,语言酣畅淋漓,并且,这部诗作在史诗追求和行吟自由中满足了诗歌叙事的根本要求:即,最好的抒情都是在叙事中完成的。行吟诗人既要会讲故事,又要会抒情,这部诗作在让历史成为诗化故事的同时,也在叙事中完成抒情,这部诗作中的抒情透出一种活泼的光亮、炫耀的高雅、激情的思考,这种情景在当代诗歌中并不多见。

对这种诗歌情景可以进行更加细致观察之处,在于一种古典与当代艺术的交相辉映:在追求史诗叙事的宏大中,它虽侧重叙写帝王的江山更迭、政治策略、军事大计、文化改革等重大活动和壮丽事物,也开拓对帝王贵族情感生活的当代感受;既含有中国古典散体大赋的气质,辞藻富丽堂皇,善用铺陈夸张,又含有西方经典史诗叙事的情味,篇幅连绵,结构宏大,叙事壮阔;既对历史人物在当代情境中进行思考、讽喻或慨叹,又转变了人们注意历史事件的固定视点。同时,这部诗作保留着中国古代歌行体叙事的特点,形式自由,句式灵活,语言流畅,文辞铺展,记人、记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

历史在这样的诗歌叙事中被戏剧化,也被风格化,它已经超越韵律、语调、诗行、联想等一般化诗歌情趣,于是,这部诗作表现出,一个诗人能卓有成效地将想象的历史和生活戏剧化、现实化,也同样能将个人的现实经历独立地戏剧化、理想化,人们朦胧熟悉的历史和人物被用来寻找陌生和超验的事物,事物意象从花非花、雾非雾的历史情境中跃然产生,似乎那些事情和人物本来都包含深长悠久的意义,但现在才开始重新闪射出来。

 

                                                                                三

 

与史诗叙事和行吟叙事的态度与方式相映,这部诗作更换了一个关注诗歌宏大追求的角度,从文化形态、人性情怀、政治情谊、族群意识、当代思考等诸多宏大方面对历史中的个体生存进行诗歌解读,让诗歌与历史、诗歌与政治、诗歌与人类的关系同时展开,高度政治化的人性描写、历史人物的文化视点等,都集中在宏大叙事下的日常情景中;历史意向对主题和人物的引导、民族文化的传统根基等,都表达了这部诗歌的内在艺术动因。

既然这部诗歌叙事以宏观历史背景与个体生存情景结合展开叙事,那么,历史人物与文化形象的镜像投射、自我身份和血缘想象的建构等,就既作为历史记忆出现,又作为诗歌自我出现。这样的叙事态度决定了叙事视角和方式,叙事视角和方式确定了叙事秩序和意义,叙事秩序和意义安排了象征、联想、比喻等手法。仰赖这部诗作有一种宏大性的全知叙事视角,作者能够轻松自如地回溯、观看、访问、俯视历史,既有一种历史的主观性,又有一种历史的客观性,是主观历史与客观历史同时呈现的景观。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在更大程度上,这部诗作完成的是诗人对历史的风格化回忆,历史素材只作为诗歌叙事的背景,作品中复杂的历史情景被以一条王朝更替、血脉相传的文化情结所贯穿,以历史事件视点去集中诸多文化情感,让一个个历史事件去连续展开一种种文化情感,让历史事件与文化情感相互映衬,为人们呈现了一种诗歌记忆和文化记忆交融的淋漓景观,这种景观包含着古典记忆与当代记忆、个人记忆与历史记忆,由此寻求当代中国诗歌本身风格的意义,也寻求中国生活精神的意义。

这样对历史的风格化回忆从一种新行吟主义观念出发,用诗歌特有的方式重新诉说历史事件和文化血缘。这种诗歌态度回到了诗歌叙事的本义:诗歌为历史与生命存在,不为描写本身存在。行吟诗人是天才,他们需要有高雅情趣和故事才能,他们凭着自己的情趣和智慧编造故事,让人们春天在花园郊野围坐倾听,悠然神往;冬天在宽敞的房间厅堂里着迷故事,惆怅散去。行吟诗人为别人吟咏,虽然那种特别讲究诗歌本身存在的当代中国诗歌倾向执迷而流行,但这是错误的艺术知觉,诗歌从来不是为诗歌而存在,而是为人类生命和心灵而存在,否则诗歌就没有与人类一起存在的必要了。

由此,这部诗作包含对中国历史与诗歌关系的观察,可能使我们看到一些原来没有看到的历史和诗歌的意义:一方面呈现了当代中国诗歌仍然保存的理想和动力,一方面从文化思考的立场表明了更多的历史含义,并且成为当代中国生活共同经历的一种象征——让我们回到过去而观看自己,由此切入,排除了过于宽泛的历史化,将一种个人体验的经历置于主流生活附近,以扩大对当代中国诗歌和生活的了解,这使这部诗歌的历史叙事成为有普遍意义的生活行为。

 

                                                                                         四

 

最重要的,是这种风格思考从诗歌与历史的唯一情境去发现诗歌叙事的意义,这部诗作在寻找一种诗歌叙事的单纯品质与诗歌意义的共同空间,这种风格思考使作品中的历史如歌。

这样,这部诗作体现了一种诗歌描写的特性意味:既非完全听任韵律,也非完全听任历史,完全听任韵律或者历史摆布的诗歌倾向在这部诗作中被中止。在这部诗作里,历史、现实与个人经历就是诗歌的意义,也是诗歌意义的背景,所以,在这部诗作中,记忆与想象就像神话一样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做出一种强烈的寓言化、象征化精神安排,因此,那些行吟中的人物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不是,他们只是一种文化经验和历史思考,体现一种诗歌创造和个人风格。

在一定程度上,当这部诗歌成为一种日臻完美的风格追求时,就对当代中国诗歌传统的韵文结构进行了转化,但这对诗歌本身的表现未产生丝毫不利,反倒闪耀着一种精雕细刻的韵文光泽,其光滑流畅的大理石外表掩映着多姿多彩又充满理性的肌理,这使作品逐渐完成了一种敏锐而大气、华丽而雅致、精密而复杂的风格形式,这种风格形式旨在发现情感的意义,辨别历史的内涵。

在处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时,历史的焦虑和紧张被这部诗作唤起,又被诗人所控制,使作者的想象从时间里释放出来,并使这种想象既有激情又有感伤,但并未露出当代的狭小和窘迫,而是保持了一种雍容大度的诗歌状态。优雅流畅、充满想象地将当代生活历史化,使这部诗作中的当代想象通过种种历史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互相作用,显示了当代生活世界融合于历史生活世界的意义想象,诗中的每一事物含义都晶莹地隐约呈现,历史的复活、探讨、张力、戏剧化都在一种当代情怀中发生。

所以,这部诗作中有怜悯、有讽喻、有感叹,冷静思考、激情评说,灵动比喻、大气叙事,以短小精悍的诗句与飞扬铺陈的诗句交相辉映,句式多样,文辞华丽,韵律交叠,有中国古典小赋的咏物和抒情意向,又与中国古典大赋的风格有相像之处,古典辞赋那种壮丽铺张、张扬挥洒的感受非常突出,一方面大力张扬中国历史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江山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和历史文化的缺失、人性的熔化、性格的放纵、生活的浮华进行讽喻。

 

                                                                                  五

 

在这部诗作中出现的既是如歌的历史,又是思考的历史。诗是思考的,不思考的诗不值得写,诗的思考与诗的风格相连,这部诗作以思考灌注其中,它的主旨是既美且刺。这是一种雄辩风格的思考,诗歌对生活的灵动感受与对历史严谨考问相得益彰,全书从政治、地理、民族、人性、文本、叙事各个方面相依相存地表达了主题,整个叙事体系主要采用了叙事与抒情相融、雄辩评说历史和人物的叙事方法,但叙事视野又超出了固定历史观的局限,将诗歌叙事融进整体性历史思考,使全书描写显得新颖而得体。

任何有效的历史叙事都需要思考,没有诗歌性也可能会有思考,但诗歌历史叙事与其他历史叙事的根本不同在于诗歌性,没有诗歌性可以是任何其他叙事,却不是诗歌叙事。这部诗作对历史的诗歌叙事格外体现了思考性,但同时这部诗作的重要特点是用诗歌进行人性思考,它既没有被当代中国诗歌的思想贫乏倾向所迷惑,也没有被浮华生活习性所影响,而是沉浸于当代叙事的激情与理性,以雄辩评说的思考方式,去发现历史生活中的精雅与高贵、善恶与人性 。

当然,作为一部主要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诗歌传统中的诗歌,这部诗作在历史叙事中必然回荡着西方式同情与怜悯的人性思考,由此发生的是,在历史叙事与诗歌意义的融合中,人性精神仍在延续和发生。假如王朝是历史记忆,诗歌是人性精神,这就有了记忆中人性精神的深切意味:这种精神藏在历史深处,也藏在诗歌深处,它需要人们诗性而逻辑、理性而激情地体味探讨,而这部诗作将流荡的历史情景集中于诗歌形成的艺术事件,使诗歌思考与人性精神扎实地结合而呈现。

历史是人的历史,诗歌是人的诗歌,这部诗作中的历史与今天的时代虽有差异,但仍然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人的存在可能。于是,这部诗作在叙事中尽力恢复历史维度与人性维度的同时并行,对历史与人性的复杂表现进行雄辩评说,通过加强注意历史与人性的无限延展,唤起对生活精神和诗歌叙事的人性源起的注意。诗中各方面的风格表现、各层次的主题描述,都落英缤纷于历史中的人性维度,由此对当代中国诗歌进行某种重新认定和补充:它强调诗歌叙事的社会历史情境,也强调一种当代生活精神与诗歌的关系,同时还强调诗歌艺术本来的人性品质。

另一方面,这部诗作的主题意向和雄辩风格突出了那些容易被遗忘和误解的历史精神,在历史的断层中寻找诗歌叙事的连续关系,试图以自己的诗歌发现立场将这种断层重新相连。也就是说,今天容易被人们轻视和不屑的,正是作者看重和在意的,因而要对其进行雄辩式的发现,这种新的审视立场和目光,会从某些方面重新吸引人们对历史的描写目光和生活目光,将被遗忘和被误解的那些历史还原回诗歌与生活的事实中。

 

 

                                    (徐肖楠,著名文学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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