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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况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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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五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兼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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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评论家马忠评张况《史诗三部曲》  

2015-08-23 20:00:36|  分类: 评论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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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宏 大气 厚重 深沉

                              ——读张况《史诗三部曲》

                        

 

                                             马 忠

 

 

张况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理想主义诗人。在很多作家屈服于商业化写作,文学媚俗为“思想上甘于雷同,艺术上不求进取”的当下,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美学抱负和文化情怀,耗时15年创作完成的《中华史诗》,共80000行20卷近150万字。去年,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和花城出版社联合首先推出其中三卷本:《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和《大隋帝国史诗》,并称《史诗三部典》。

《史诗三部曲》写了三个王霸时期的三种霸王人物,按理这样的题材只要掌握了大量资料就可以下笔,但张况并没有浮光掠影地叙述历史,重新堆砌历史事件,而是在对各种历史事件和史家论述进行仔细研究之后,用诗人的眼光关照历史,将人物与“故事”相融合,通过诗意地叙事道出历史观念。“时间龟裂的卜文/显示权势的动因/那开叉走形的不规则纹路/潜行着一条小心翼翼的阴谋”,他就这样掀开了秦王朝错综复杂的历史界面。然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要把这一切加以艺术的再现和评价,实非易事!非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大学问,是难以担当的。而张况经过艰难的努力,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设定的任务——《大秦帝国史诗》的伟大诗章,叙事结构绵密,情节波澜起伏,细节丰富生动,人物刻画丰满。这样的写作贯穿于整部史诗。其中,《大汉帝国史诗》之《霸王是乌江的冰点》一篇,则写出了楚汉之争主角刘邦与项羽之神韵。身陷绝境的项羽仍不失他的多情多义和英雄霸气,“我愿一辈子宠着你/一辈子深深爱着你/当此全无退路时刻/真要我抛下你不管/那绝不是我的风格/我也绝对做不出来/哪怕要我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也要把生命的机会留给你”,对虞姬的表白悲壮、感人。《落日被嫁接到另一个晨曦》对刘秀的刻画亦颇见功力:“公元25年不知不觉中日渐长高的一朵祥云/仙霞一般笼罩着优秀青年刘秀的人生底色/刘秀无法掩盖的狂喜心情此时眯成一条线/流露出所有盗窃儿得手后惯有的得意神色”,寥寥数语就将这位被历代文人吹捧最多,认为最完美皇帝虚伪残忍的伪君子嘴脸勾勒了出来。

不难看出,《史诗三部典》对诗的题材、主题和语言均有新的开拓,写前人所未写,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新的创造。这就是把中外古今前人的诗歌传统都熔铸在一起,沿着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标向,展开自己的创新,像“砒霜三钱/谬误五克/龙袍一件/乌云三朵/揉成一团”这样的数字、口语诗,甚至“皇二代”式的网络语都被张况信手拈来,增强了其诗歌语言幽默犀利、纵横恣肆的特点。史诗不仅用了漫长的历史中发生的故事、众多的人物和典故,而且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中的各种艺术手法,包括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荒诞的各种手法都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以丰富的想象、联想、通感、比喻和大胆的幻想,构成种种奇特的、怪异的、乃至荒唐的意象,去推进情感和思想的奔涌。诗中的情与意,在每节诗句中有时让读者难于解读,含蕴隐晦,但全诗仍然能让读者悟到大的题旨。譬如,秦国本偏处西隅,却因发愤图强,终于君临华夏,威加四夷,前后凡500年,而统一中国不过10余年,其兴起也艰难,其覆灭也迅速。这种历史的变动,蕴含许多深刻的教训。诗人是这样描述的:“秦律盛气凌人的条款/像一辆失控的霸王车/在失序的马路上狂奔/牛气冲天的帝国龙辇/刚轰隆隆跋扈地穿过/腐败笨重的八抬大轿/又扬起了高调的尘嚣/骨瘦如柴的民间/一旦为王朝让路/情绪沸腾的民怨/就算为刍狗帝国/筑起一条不归路”。高度概括,又形象生动。忠于历史,又跳出历史。由此可见,写作史诗必须要对历史事件和各种历史观点有非常准确的了解,才能在写作中做到精准无误。正是因为如此,张况才做到了让诗歌与历史、政治和人类的关系同时展开,并集中在宏大叙事下的日常情景中,还原并提升历史视野、历史情境。

究其这部史诗成功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除了它“宏大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视野、大情怀下的大手笔——作品中的意象是属于典型的东方意象。这与该部史诗的题材有关,也与诗人的气质和“野心”有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中华史诗》的念头就涌动在张况的脑海里。“史诗梦是我一生的文化理想,写作《中华史诗》是我一生的使命追求。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往绝顶上逼,甚至做好了用一生的时光去攀登的心理准备。”显而易见,张况的“野心”,就是要在史诗写作中完成对文化血脉认同之后的进一步追溯,完成对文化理想和中华文明的叩问。因此,他抛开了小桥流水式的脉脉温情,选择了气势雄浑,大气磅礴,具有东方色彩的诗歌意象。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大意象,如《神曲》、《失乐园》、《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荒原》中的意象,都标志着西方不同时期的精神高度。东方大意象则是指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精神高度的意象,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这部史诗中的《雄性答卷:中华全舆图》、《四十万侍应,只为一位客人斟酒》、《楚汉河界:永不瞑目的天堑》、《铆在历史重门上的友谊铜钉》、《科举为三次远征送行》等等,这些意象无不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同时,宇宙、高天、太阳、山岳、长城、江河……秦始皇、汉武帝、将士、帝国……这些大象在他诗中俯拾皆是,激荡着荡气回肠的民族正气,唤醒那些绝世风景里死去的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以及那些早已被时光湮没的历史事件。张况这种新诗写作的“文化寻根”,被诗坛和学术界认为“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意识的写作”。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史诗的行吟方式。众所周知,长诗创作最关键的环节是结构的处理,如果结构设置精巧得当,那么书写起来就将一路顺风,反之,如果找不到准确的结构方式,诗情铺展时将会显得磕磕绊绊,险象环生。纵观三部曲,不难发现,诗人在结构的选择与安排上还是颇为用心的。大致有两种常见的结构方式:平列式与层进式。平列式的结构形式,便于从不同向度上将主题加以反复演绎,既呈现繁复的生命情状,又不断强化诗歌的情感与哲思。如《对峙的尾巴上滋生着一个体面门楣》等。层进式的结构形式,有利于将诗人的思绪不断推进,从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将情感和思想敞现出来。如《为一条泪槽翻案》等。在这样两种相互交织的结构中,以正史为主,也掺杂着野史。虽然不少叙事,但它往往是跳跃的,很少有完整的故事情节。通览三部曲,每个章节的“起承转合”并没有给人“脱离”、“游离”之感,让人觉得这样的长诗是拼接出来的感觉。另外,作者在构建主题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时,也没有因为时间的漫长而显得不清晰。诗化故事的同时,也在叙事中完成抒情,达到了格式美和艺术美的高度结合。

事实上,当代的各种传播形式、审美情趣对历史的改编,实质上都体现了作者自出心裁的解构与阐释,适应满足了不同时代不同受众的需要。张况在后现代状态下接通并亲近古典生活,让“古典”成为当代生活的一种优雅的诗化元素,无疑具有开拓之功。尽管他的《史诗三部曲》在诗艺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诗人没有完全把握好诗意叙述的问题、诗的“长度”应该长到哪里结束等,但作品主题意向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结构的宏大性,无疑使之具有了史诗性的品质,为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精神的传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马忠,青年文学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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